那是1970年4月19日，2800名上海黄浦区静安区69届中学生动身去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九团（鲤鱼洲）的日子。那天火车站到处是：“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标语，高音喇叭高唱革命歌曲。拥挤的月台上，锣鼓、人声、哭声、喧闹至极……到处是父母亲对儿女叮咛嘱咐的说话声，到处可见啜泣泪流满面的父母亲的脸孔。朱大建印象最深的是，就在火车鸣笛即将启动车轮的那一刻，月台上送别的父母似乎都不约而同地大哭起来，那哭声好像要经历生死离别一样，哭得撕心裂肺。当然，痛哭的人群里边，也包括了朱大建的父母。

而就在这阵哭声里，突然传来了“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朗读声，原来是车厢里一帮身穿绿军装、头戴绿军帽的姑娘小伙正大声朗诵毛主席的诗词。当时，只感觉朗诵声一浪大过一浪，慢慢地，父母亲的哭声就减弱了。这些诗词给即将赴赣当知青的学生们鼓劲，也给父母亲们些许精神慰藉，拂醒了他们对儿女的期望：要坚强！要努力！

朱大建回忆，离开上海的第二天，下了火车换轮船，从赣江到鄱阳湖，路上他们不停地构想着即将要去的鲤鱼洲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的他们九团就在鄱阳湖边上，他们所在的农场就是从鄱阳湖中围垦出来的。尽管鄱阳湖很开阔，风光很美，然而她太荒凉，太荒凉，举目四望，除了一片片光亮亮的水、一丛丛杂乱的野草、一坡坡萧条的堤岸以外，没有什么屋影和人影。如此荒凉境地，怎能不让他们心情变得灰暗和落寞！

令朱大建印象最深的是，那里的江西老职工都是非常热情的！他们抵达连队，就看到十几个老职工正敲锣打鼓迎接他们，场面很壮；，还有很多老职工忙着烧饭做菜，为他们接风洗尘。这使得新知青们很感动，很兴奋。然而，放眼再看看，那个用大盆盛着的红烧肉上，泊满了一层密密的绿头苍蝇，赶也赶不走，事务长手拿铁勺边赶苍蝇边唤他们去吃饭，可是，他们看着恐怖的“虫子”叮着饭和肉，怎么敢吃？又怎么吃得下？朱大建和他们当中的许多新知青一样，没敢去吃，饿了半天。到了晚上，肚子实在饿得发慌了，便“饿不择食”地去打饭吃了。

来到居住地，他们都“吓傻”了：所谓的房子，不过是在稻田里搭建的一个茅草棚，草帘子一挂就是门，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稻草就是床，有的地面很软，人一踩上去脚连鞋都没在泥土里边了。所以他们每次走进房间都得小心翼翼的。

有很多知青看到那些泊满苍蝇的饭菜、看到那些简陋的草棚和“稻草床”，都禁不住当场嚎啕大哭，但是在那个电讯不发达的年代，他们的苦又怎么传递给父母。家书要写，但又怕父母亲过于担心，原本是要写的诉苦信却成了安慰信。

令朱大建感到庆幸的是，那一次，当过老八路的崔团长的到来，让他们摆脱了“稻草床”。崔团长来到他们连队考察体验，坚持与他们同吃同睡，体验过之后，感觉那“稻草床”根本不适宜睡人，这样下去，小知青们都会患上风湿病的，于是他就找来指导员训话，说这里不具备条件，要求解散他们这个连。随后，朱大建所在的连便解散了，他也被安排插到别的连队去工作了。

朱大建虽是从城里下乡来的，但在当时环境下，也适应得很快。他很快习惯了吃苍蝇叮过的饭菜；学会了光着膀子干活，打着赤脚走路，用冰凉的井水冲澡；学会了种菜、插秧、割稻、打谷、挑担子……甚至学会了驭牛犁地耕田耙田，在连队，他属于“劳动党”，别人不太愿意去干的苦活累活，他都抢着去干了。春耕时，别人下雨天休息，他牵着牛打者赤脚去耕田。

在连队，读书是他最大的乐趣。常常，夜深澜静的时候，他躲在蚊帐里借着煤油灯光孜孜不疲地看书。他有趣地回忆道：“那时候的煤油灯，没有灯罩，熏出的烟又浓又黑。我夜里看书，第二天起来，鼻孔都是黑的。蚊帐也是被熏得黑黑的。”朱大建读书的悟性是很高的，当时他就能读很多鲁迅的书了，比如《彷徨》《呐喊》《准风月谈》《伪自由书》等等，对于鲁迅的作品，他现在都能如数家珍地一一道来。

书籍，是他的精神食粮；读书，也让他有了梦想和渴望。有一次读到一本《60年代短篇小说选》，他心中蕴藏已久的创作之情开始点燃，他想：“书上的那些文章，好像自己也能写。” 他的处女作《一把泥刀》就是这样在板床上诞生的，发表在《江西日报》上。他成了团里一名非常出色的“笔杆子”，在团部政治处担任宣传干事兼新闻报道组组长，几乎是专业从“事新闻工作”。经常有文章发表在《江西日报》、《南昌日报》、江西广播电台、南昌广播电台上。

在农场政治处当新闻干事、新闻报道组长期间，他一个人办了《五星战报》，既是主编，又是编辑，也是记者，很是辛苦。但能够成功地创办《五星战报》，并能如期发送至各连队信箱，这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很快又传来恢复高考的好消息，而高考就是他实现梦想的机会。在那段时间，农场里知青们也掀起了一股“读书热”。复习迎考，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对于朱大建来说已不算太难；关键是数学令他头疼。说是初中生，“文革”中他只学得一元一次方程就“停课闹革命”，数学功底太薄弱了，不得不克服种种困难晚上熬夜做数学题。

1977年秋天，怀着对理想的追求，朱大建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团里2800名上海知青，只有两名考回了上海，而朱大建就幸运地成了这两名学生中的一名，就读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当然，他的幸运是跟他平时的刻苦努力分不开的。

如今，事隔多年，每每想起上山下乡的8年，他都充满感慨。而他感受最深、感慨最多便是读书的重要性，他说：“那个年代，最大的悲哀就是令很多知青丧失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今天再回头看看，凡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青，现在工作生活都很好；凡是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知青，现在大多数都过得不是很好。所以知识文化太重要了。”

朱大建个人小档案：

朱大建，高级编辑，《新民晚报》副总编辑。上海记协常务理事，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笔名康定、安平、江河海。

朱大建生于上海，祖籍常熟。1970年4月上山下乡，在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九团（五星垦殖场）做了4年农工、4年新闻干事。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1982年毕业分配至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任新闻干事，1985年任上海《宣传通讯》杂志副主编，1988年任主编。1995年任《新民晚报》副总编辑迄今，长期负责分管新闻采编工作，也曾分管过副刊、专刊的编辑工作。对时评、杂文随笔、报告文学、散文的写作颇有心得，已出版著作《时代风采录》《上海滩新“大亨”》《心弦之歌》《灯下文谈》《灯下文谈全编》《域外萍踪》等6部。1991年被评为上海市优秀新闻工作者，2004年被评为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2008年获中国晚报杰出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