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话匣子的打开，薛沛建向我们深情讲叙了他在红土地的往事、感想。他说：“那是一个像火一样的年代，到处都是一片‘红’，‘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处可见毛主席的标语。我们就是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初中一毕业就报名参加上山下乡运动了，1970年4月，我初中毕业到江西生产建设兵团六团所在的鄱阳县，在那里度过了七年的知青岁月。当地的解放军、农民、职工等，给了我们很多帮助，让我们得到了很多锻炼，学到了很多东西，影响至今。”接下来，他便给我们讲起他在知青生活里遇到的三个对他影响深刻的人物：老班长方正鸿、指导员刘彩云以及文革流放在农场的原国家体委主持工作副主任的荣高棠。

“在刚到农村时，我们什么都不懂，而且那里条件很辛苦，住的、吃的都是让城里人无法想象的，住的茅草房。劳动强度很大，那里一年种两季稻，所以一年四季都在忙。特别是夏天，天气酷热，又赶上‘双抢’，顶着太阳割稻或插秧，汗流浃背，鼻孔冒气，有时候在田里劳动被蚂蝗叮脚吸血，有些胆小的同学看到时被吓得哭着哇哇叫；夏天如此，冬天也没有闲的功夫，因为要种‘红花’（绿肥）。那里还经常发洪水，印象中1973年那次洪水特别大，堤坝都被洪水冲倒了，要进行抢险，那场面也是惊心动魄。不管是农活，还是生活环境，对于我们城里来的小青年，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是，我们看到当地的农民、职工，他们不管是什么农活，不管天气多么恶劣，他们都是带头抢着活干的，我们都被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任劳任怨的精神所深深感染，也由此慢慢地变得坚强起来。当时，我们的老班长方正鸿让我很难忘。在知青生活里，他是第一个对我人生影响深刻的人。他身上有着一股中国传统农民的气质，憨厚、善良、勤快，对我们很关心照顾，开导我们思想，传授农业劳动知识和经验，所以，我们从老班长那里学到了很多农业技术，从犁田、耙地、播种、插秧，到割稻、打谷等，有些农活技能，我在连队是名列前茅的。在1973年的抗洪抢险中，我还立过三等功。”说到这里，薛沛建脸上溢满着一层自豪的微笑，他的微笑告诉我们，当时的劳动，不是一味的苦，也有快乐的时候。方班长每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认真为连队的生产努力作贡献的精神，激励我在最基层的农村锻炼磨砺自己，炼就了不畏困难、吃苦耐劳的坚强素质。

由于表现出色，薛沛建从战士、班长、排长到副指导员，18岁入了党。他在担任这些职务期间，遇到了他第二个对他人生影响深刻的人：指导员刘彩云。他是一名解放军，他有着解放军的气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并且对人很友好，善解人意，在工作管理上做得非常有条理。当时，他给予薛沛建的帮助是很多的。例如，他交给薛沛建很多工作去独立完成，让薛沛建得到很多锻炼的机会，他经常找他谈心，鼓励他，支持他，并且教他很多工作方法。薛沛建深怀感激地说：“我们的指导员就是这样，对下属很关心，有什么工作，都让下面的人去实践，让他们能发挥自己的才能。我就是在指导员的帮助下，学到了管理的经验，经常受表扬。” 在回忆当地解放军的印象时，他说：“解放军服务命令、冲锋在前、以身作则、团结协作培养了我勇于挑战、迎面而上的精神。”

在薛沛建担任农场政治处主任期间，他又遇到了第三个对他人生影响深刻的人：荣高棠（原国家体委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当时，荣高棠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被关入监狱七年后，被流放到远离北京的穷乡僻壤，到我们农村工作。此时已是65岁，但他每天都坚持学习，锻炼身体，身处逆境，但对中国的发展前途充满革命者的信心。他常谈只要周总理还在，邓小平仍能主持中央工作，中国仍会有希望。他对工作认真严谨，他在农场做调查研究，对青年干部给予过很多指导帮助，薛沛建从内心深处对这位老同志充满了崇拜和敬意。薛沛建说：“记得周恩来总理逝世那年，当他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恶耗时，荣高棠当场抱头痛哭，当时的场面很震憾，很令人感动。那一刻，我们深深感受到他对中国共产党深厚感情及中国前途的忧虑！当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后，他连续几天沉默不语，私下和我俩人交谈时，露出了坚毅的表情，他说‘小平不会倒，中国有希望’。我与他共事三年多的日子，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一名老党员对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共产党员应该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态度。”

最后，薛沛建感叹道：“知青生活虽然很苦，但我们收获了很多。我们就是在艰苦的知青岁月的磨砺中，炼就作为。所以，我感谢知青这段岁月，感谢那段日子里给我帮助的老班长、指导员和荣老，感谢红土地的乡亲父老们，没有你们，就没有我的今天啊！”

个人小档案：

薛沛建，17岁中学毕业，于1970年赴江西鄱阳县乐丰镇上山下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六团，曾任班长、排长、指导员，后担任农场政治处主任。1978年返沪，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校总务长、副校长，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集团党委书记、总裁。现任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党委书记、总裁。